大禹治水的故事100字（大禹治水告诉我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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伱富生活 11个月前 (12-24) 阅读数 130 #故事

大禹治水的故事100字第1篇

若禹是在豫西或晋南建立王国，禹又如何能够在这种各个小区域文化分立的情况下，进行跨地域跨文化的联合，召集人们治理黄河或汾河、洛河、渭河这种大河流的水患呢？

退一步讲，既令该区域所有邦国在共同的大水患面前团结一致来治水，其社会规模仍不足以克服黄河及其主要支流这种大型水患的能力。

嵩山和颖川地区的龙山时代城址，除前面讨论的王城岗之外，还有新砦城、古城寨城，再远一些则有蒲城店、郝家台和平粮台三座城（图一，1-3）。

它们之间的直线距离是：王城岗-40公里-新砦-9公里-古城寨，这三座城皆位于嵩山南麓，东西走向；

此外，在王城岗东南35公里，同属颖河流域的禹州瓦店亦发现大型环濠，瓦店南部略偏东49公里处有平顶山蒲城店龙山时代城址，蒲城店东南57公里为漯河郝家台城，从后者再向东80余公里则是淮阳平粮台城。

这些城所覆盖的最大区域范围大约为12000平方公里。不过，王城岗、新砦、古城寨、瓦店均位于嵩山南麓与箕山、具茨山三山夹峙的狭小谷地和山前平原区内，而蒲城店、郝家台和平粮台却远离该区域，郝家台和平粮台已深入黄淮腹地，其文化面貌亦有差，似乎不应该将它们都视为同一个社会共同体。

若只包括学界经常讨论的嵩山诸城，则其覆盖面积不到4000平方公里。这样的社会共同体规模仍然不足以发起针对黄河及其主要支流的大规模流域性治水工程。

大禹治水的故事100字第2篇

上次我们已有讨论，在尧舜统治与禹夏之间还曾发生过属于山地猎民的三苗族群来到农耕国家施政的事件，三苗的统治给当时的农耕文明造成很大的损失，耗尽后者的资源，使原来舜帝的“十二州”荒芜混乱。

我们认为，三苗的“三朝”应不是很短的几年混乱而已，而是较长的历史阶段，否则大禹的功劳在当时人的眼目中不会那么大，在后人的记忆中也不会被这样神格化。

我们判断，三苗之三朝统治的时间至少应该超过100年，或许跟历史上一般王室的情况差不多一样长久，即或不精确推理，大约有200～300年，相关证据将在后文补充。

前面几天的讨论中，周行易老师曾文献所载三苗统治有所论述@周行易我们接着在这里申论之。

对于三苗的统治，《竹书纪年》留下如下描述：“《汲冢纪年》曰：‘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

《墨子‧非攻下》亦有接近的记录：“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竹书》的只言片语使我们理解《史记》所代表的正统英雄史所隐藏或有意忽略的，三苗统治末期有“日妖宵出”、“日夜出，昼日不出”的情况。

Pang指出，所谓“日妖宵出”或“日夜出”应是一次“天再昏”日全食现象：即当黄昏日落前后发生了日全食(或接近全食),天色变黑;几分钟后全食结束天色转亮;接着是正常的黄昏天黑过程。

古人若将日食引起的第一次天黑当作自然黄昏,那么其后出现的天色转亮就成了反常的“日夜出”、“宵出”、“天再昏”。

不过，这种表达可能还有另一种理解。

比如，天文学家刘次沅先生认为这种记录还存在“天再旦”的可能性，即黎明时分发生日全食。在假定三苗地望在两湖地区的情况下，他计算出，在2250BC～1850BC之间,有6种“天再昏”的可能，分别发生于2104BC、2075BC、2072BC、1974BC、1912BC、1863BC;5种“天再旦”的可能，分别发生于2177BC、2123BC、2097BC、2029BC、1964BC(刘次沅，2004)。据此，并依照前文对大禹年代的推论，可知禹伐三苗应发生在1974BC或1964BC之后不久。

同时，结合前文所列文献提及之三苗统治时期气候异常现象（“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以及下文描述的自然气候背景，亦可大体推知，所谓三苗乱政，可能始于公元前2300年前后，

也就是说，三苗统治的年代可能大体落在2300BC至1974BC或1964BC年间。

顺便补充一句，郭静云认为，所谓“夏冰”，并非是“夏天结冰”，而就是指“夏水结冰”。

巧合的是，三苗统治的时代，也恰与古提（Guti）和噜噜咇（Lullubi）等札格罗斯山脉山地族群占领两河流域的时代大体相当。

古巴比伦时代《阿卡德的诅咒》史诗载：“古提大群，似人非人，不守规矩，虽然像人，但思想像狗，外表像猴子。恩利尔大神从山生出古提，是为了毁灭阿卡德王国。因为有古堤，苏美女儿都哭。残酷敌人掌握全国；俘获诸神带到山地，从国民强行征税，灌溉渠被破坏，河流不通航，农田缺水，农田无收获。……”

据《尼普尔王表》记载，古提王朝国共有19王，总共统治了76年40天。古提人的统治最后在乌图-赫加尔（Utu-hegal）所带领的反抗和军事攻击下终结。乌图-赫加尔也因此成为苏美尔-阿卡德人的英雄，号称“四方之军权统治者”（lugalan-ub-dalimmu-ba）。

两河流域人因此得以重新疏通沟渠、修理灌溉系统。其后统治权被转移到乌尔-纳姆（Ur-namu）手里，后者最终将古堤人逐出，重建诸城神庙，开凿运河，颁布法典，划定边界，建立乌尔第三王朝(2111/2BC～2003/4BC)，重新统一了乌尔_，自称为“苏美尔阿卡德军权统治者”（lugalKiengirKiur）的称号。

通过历史比较可知，作为山地民的三苗，与作为山地民的古堤一样，都趁着邻近的低地农耕文明国家陷入混乱之际，大体在同一个时代入侵并一度统治了低地农耕国家。甚至反映了低地农耕文明视角的文献，对三苗和古堤人的记录和描述，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如都描述他们不敬神、不文明的种种现象。

无论近东和远东，都将驱逐蛮族统治者，重新恢复农耕_和生活秩序的人称为英雄。在东方，舜帝的十二州在三苗时期经过外族统治的黑暗时代，到大禹时期终于能够重新组织社会，驱逐三苗，并重新组织大规模的工程恢复农田和灌溉系统，重建国家并将其领土划分为九州。

这是公元前第III、II千纪之交曾经在东亚发生过的重大历史事件，大禹的贡献也类似于苏美尔文明中的英雄乌图-赫加尔和乌尔-纳姆。 3.尧舜的时代问题

在三苗统治之前，文献提及舜，而舜之前乃尧统治的时代，而且尧舜时人们一直面对大水，亦有记载治水的事情。若单从文献判断，难知尧舜时代有多长，这是因为早期时代的记录恐怕都没有保存。

从上古时代留下的传说中，一个英雄、一个人名可能实际跨几百年的历史，而很多未留名的事情，在文化记忆中都被记挂在同一位英雄身上（详参郭静云，《古史研究主题、史料及方法刍议》）。

虽然文献中记载，禹为尧之臣鲧的儿子，而禹本人曾为舜的臣属，但是英雄之间的亲属关系，都有神话化的因素，这种情况在各国神史中也比比皆是，所以不宜当真考虑。

大禹治水的故事100字第3篇

关于夏王国的时代问题，学界看法比较接近。

夏商周断代工程将治水和建国时代定为2070BC。

其他学者均认为，这种断代定得偏早，但学者们所讨论的误差范围其实并不大，都在70－120年之间。如有几位学者依据对《竹书纪年》的研究，认为大禹建国年代在2000BC（李仲操）、1994BC（刘绪）、1968BC（张富祥）。

此外，有些学者依靠文献所载的大禹时代的“星命”，“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连璧”（《太平御览》卷七引《孝经钩命诀》），即禹在位时曾发生五星聚会天象，采用古天文学方法计算夏建国的年代。所谓“星命”，指中国史学传统中认为，昊天用五星连珠来发布建国“天命”。

如果将文献纪载与古天文对照，可知1953BC阳历2月下旬确实发生过极为罕见的、非常紧密的五星连珠现象，与文献纪载相吻合。

此问题最早由汉学家班大为（DavidPankenier）提出，他推算出五星聚间距最小的时刻发生于公元前1953年2月26日。

后来郭静云重算，结果是早两天，即2月24日该现象可在长江中游和黄河中游之间的区域明确观察到。

这是班大为画的当时五星聚的星象图

通过天文学家张培瑜的计算可以更准确地了解这一次五星聚会天象奇观。

他指出，在过去5000年中，五星会聚于15°以内的情况出现19次，10°以内8次，7°以内只有4次(1953BC、1059BC、185BC和710AD)。特别是公元前1953年这一次五星聚会，更是五千年来所唯一仅见的天文奇观。从公元前1953年2月13日12时起，五星会聚角度小于15°；

这张图是我复原的，公元前1953年2月13日12点，从湖北天门观测的天空（五星聚最早的发生的时刻，因为是白天，实际观测不到）。

这张图表达的是第二天清晨时分，即公元前1953年2月14日6：30分，从湖北天门观测的天空景像（五星聚最早的发生的时刻）。

在当时清晨时分，地平线的东南方向，可以清楚观察到五星开始会聚。

这张图显示的是公元前1953年2月27日早上6：30分，从北纬30度39分的天空图，这是五星聚会最紧密的时刻。这时除了木星略远一点外，其他四星几乎叠在一起了。

这张图是公元前1953年3月13日早上6：30分，从北纬30度39分观测到的天空图，可知五星聚会后又散开了。补充说明：从北纬30度39分这个纬度观察到的星空大体差不多，只是时间上略分先后。

当时会聚角度在15°以内的时间长达天，在10°以内的时间长达天。这是五千年来唯一一次会聚角小于5°、会聚持续时间最长的记录。

在这个五星聚会奇观发生时，土星、木星、水星、火星和金星几乎交集而互相覆盖在黎明时分东方地平线上狭小的天区营室宿内，而且在长达二十余天的时间内均可观测到五星排成一列。

在历史上，五星聚会天象曾多次引发社会震动或惶恐。公元前1953年发生的这一次五千年所仅见的、奇异壮观的天文现象，似乎更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而且“天文”在“古时人人知之”（顾炎武《日知录》）第五辑“乐章”），在这样一个对天象观察极为重视的时代，这样的天象奇观很可能深刻烙印在古人的记忆中并流传下来，且影响之后“天命”概念的产生。

由于行星运行复杂，这么紧密的五星连珠现象又极为罕见，现代天文学也确实证明有该现象的发生。

所以，虽然有关禹时发生五星聚天象的文字，迄今所知仅始见于宋代，时代已很晚，但将这种天象与禹建立夏国相联系，不太可能是由后世占星家逆推和造假，其为历史真实的程度相当高，可作为夏初定年以及大禹年代的参考。由此可知，大禹建立夏国的开始年代应落于公元前第20世纪以内，可能与张富祥依《竹书纪年》研究得出的1968BC的结论大体一致。

大禹治水的故事100字第4篇

但是沈先生指认兖州为居民稠密之区，此乃后世的情况。黄泛区对于大禹时代之人而言，尚是无法生存的禁地。谭其骧先生有言云，“正是由于战国筑堤以前的河北平原是一片榛莽，荒无聚落，黄河在这里改道对人类生活发生不了多大影响，不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至少并不被认为是严重灾难，所以尽管多次改道，却基本上一次都没有被史家记载下来。”

其言甚是。无人居住的黄泛区内，纵使洪水泛滥横流，又于人类何干？又何来灾害和治理之说？当然更无费力筑堤之必要。

该地区考古遗址多分布在前述黄泛区的边缘，离黄泛区尚有一定距离之处。

龙山时代这些聚落开始结群，出现一些城址，如北流黄泛区西北部的辉县孟庄城（下图，14）、博爱西金城（下图，13），北流黄泛区东南部的山东阳谷梁山地区3座城（景阳岗城、皇姑冢城、王家庄城）、荏平东阿地区5座城（教场铺城、前赵城、乐平城、大尉城、王集城）等（下图，18-25）。

这些城代表了当时社会所能修建的最大规模的工程，其中较大的西金城周长2000米、城墙宽10-25米、面积万平方米；孟庄城周长约1200米、城墙宽15米，面积约12万平方米。

根据刘莉教授研究，当时华北平原为多中心竞争的酋邦社会，每个酋邦大约方圆40余公里，面积1500平方公里，数千至数万人口，由若干中心与一般村落组成；酋邦之间彼此独立且相互竞争。

大禹治水的故事100字第5篇

传世典籍的后世解读者们潜意识地接受以黄河中下游为帝国腹心的思维框架，亦同时不断直面黄河灾害的现实，遂对禹在黄河之说不复作疑。再加上东周时代黄河诸国对禹的攀附，后世也在黄河地带不断考证和发明各种禹迹或禹事，为此说添砖加瓦，就像霍布斯鲍姆所论述的传统的发明一样。

所以，黄河下游河道的自然地理情况以及人类社会对于黄泛区开发利用的历史过程都表明，黄河下游不可能是大禹治水故事真正发生的地方。只是因后世河患灾害的历史记忆，激发该地人们对于历史上最大的治水英雄大禹的崇拜，而使其成为被后人附会之处。总之，黄河下游的河道特征，决定了这是一条极难治理和驯服的河流，需要组织特大型堤防工程，这不是禹时代的社群或国家所能够胜任的，只有到了战国中期至秦汉时代，才出现这类堤防工程。所以，从治水需求、难度与实际治水能力相匹配的角度，基本上可以否定，大禹治水是在黄河下游区域。今天时间不短了，我就暂且讲到这里，感谢【挥斥八极】学术讲座群的盛情邀请，感谢各位学友的热忱参与！多谢大家，欢迎批评指正！洪范九畴：大禹治水的地望和细节，一直是很热门讨论话题，郭老师对黄河流域的可能治水环境，进行的细节剖析和方法论梳理，这对我们在大禹治水的地域对应的理解和判断，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感谢郭老师的研究黄河讲座，下面进入讨论环节！

就我自己观点来说，倾向于治水的地望在河北，从这张黄河在汉代以后的河北地图看，河道是变化无常，很不稳定的，河道区域的西北部就是积水难下，水面辽阔的大陆泽。

张洪涛：你说得对，九河下梢，河北山东一带，还有很多河流，保持着古老的名字，比如徒骇河，就和治水有关

郭立新：我们的目标，不是先讲观点（白纸法），而是单纯地从分辨一手事实着手。这种事儿，如果都是观念先行，带着倾向性，就很难进一步讨论，会变成一种观点捍卫战，口水战。

洪范九畴：明白，你们的研究我一直都在关注，我也是从这段时间的河道变动看回去的，觉得这可以反映河北地区的河道变动情况，如果经常变动，或许可能引发相关的大规模防堵行为，而只有泛滥地区很大，才能把更多部族吸入进来，泰山西麓的大野泽方向我一直是不太接受的，上中游更不相信，龙门纯属后世附会出来的，那里用不着治水。

葛建春：会不会是济水？济水并不大，为啥进四渎？一定有深沉的历史记忆

洪范九畴：不会，济水进四渎，那是因为入海，古中国认为直接入海才是大河，济水太短，就给她接驳了一堆暗河

邱贞玮：之前看到过认为鲧禹治水只在洛阳盆地的文章，倒是符合地域范围小、地理条件适合的标准，回头找找看

洪范九畴：洛阳盆地犯不着那么激动，巨野泽的积水很稳定，也就不用治水了，可以避着湖泊讨生活，治水环境要能给人以可努力的希望感，治水是可以进行技术讨论的，把各地区的环境分析一下，是可以进行可能性比对的

郭立新：有这种讨论和论文。说的是伊阙，这肯定是自然形成的。

黄河在修堤以束水归槽前，河道不太固定的，因为泥沙多，会很快淤塞或加积原来的河道。水往低处流，自然就会往周边低的地方拐过去，这样形成漫流和泛区。

由于加积与淤塞反复进行，在泛区还会形成一些岗地，所以泛区的地面并不是平坦的。关于黄河这种状况的生动描述，可以看邹逸麟先生的《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其影响概述》等论文，他说得很准确很精彩。

洪范九畴：这个图里的那些改道，都在浚县到濮阳附近郭立新：这些图中的河道，反映的都是在战国中期筑河堤以后的情况。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不能用这之后的状况去看此前的状况。

张洪涛：华北平原这么平是啥时候的事儿？

郭立新：现有华北平原地貌基本上黄河在全新世冲积形成的，全新世，也就一万年的事儿。河北平原在几千年前，很多地方还在海里。

洪范九畴：是啊，但筑堤本身也说明给人以可努力的希望啊，浚稽山那边应该很早就成陆了。

郭立新：这张图有很多沙堤、贝壳堤，表明当时这些地方曾经是海岸线，不同时期的海岸线。从上图可以看出，在今青县以东，在全新世早中期基本上还在海里。

河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主要分布于今天京九线一带以西，太行山麓地带。往东部的平原地区，只是偶尔有几个遗址，因为这个区域当时还是黄泛区，或者还没有成陆，今天东营这个出海口，是清末才出现的，到今天一百多年时间，就冲积形成这么大一块陆地，从北宋到1855年，黄河一直南流，夺淮入海700年。自1855年改道北流，从东营入海。

既使在建河堤束水归槽以后，黄河下游河道也极不稳定，决溢改道是常用的事。不过，这种情况基本上属于战国中期以后的事情。不能将修河堤之前与之后的情况相比附，这是两种相当不同的情况，如果过于纠缠于文献所载九河、山经河、禹河是哪条河，很容易迷路的，因为黄河下游的古河道实在太多。

战国中期以前也是想修堤啊，但这个工程量实在太大了，不是一般国家能够组织和承受的。所以，不能用后世这般大型国家的动员能力，去想像四千年前的大禹时代的。

葛建春：漳水淇水卫水（白沟）都汇合到海河的。

洪范九畴：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其实是分析不同地区的可能性模型。

郭立新：不单纯是模型，这里面最重要的对历时性事实的分辨，还有基本的社会文化逻辑。如果不讲事实而只谈模型，实际上会架空历史研究。

洪范九畴：我说模型就是把涉及各地的这类要素都包含进去，因研究进展而导致的要素变化，会对解释模型构成相关修关。

修木：像大禹这样古代的传说，不难想像其中有夸大的成分，很难指认其具体的时间、地点。但是有这种传说的出现，总是有一定的历史、社会背景。比如说两河地区，它其实有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两河下游经常洪水泛滥，多沼泽，多泥沙；另一方面，正因为有水，有泥沙，形成的冲击平原土地肥沃，灌溉相对容易，因而农业的产量比山坡上种地要出许多。

因此会形成有组织的耕种，有组织的修建水渠，规模在万人以上。正因为当地有洪水，有冲击平原，这才会产生到那里去进行农业种植的动力。

而为了应付自然的变化，这才要形成相应的政治组织（城邦），相应的技术进步（不仅是挖沟、筑墙、修渠，还有计数、文字记录、天文观察等等）。有国家、文字的出现，这才真正有文明的出现。两河出土的文字多，相应的过程比较清楚。那黄河呢？

黄河是不是也是因为经常泛滥（至少比长江更不稳定），这才会出现早期的国家，才有治水的迫切需求，才有文字、文明的出现？

大禹不一定是真的，但是反映的却是治水的需求、大规模组织的需求。遵循两河的模式，这样理解黄河地区对不对？

以现代考古的结果来说，是什么时候开始在黄河中、下游出现有组织的农业？有多大的规模？

延续多长的时间，开始有城墙（也就是国家、军事的需要）？

什么时候开始有超越孤立村庄、城邦的需要？

@郭立新-考古人类学请教郭老师，这些问题上，现代考古能不能给出线索？

郭立新：这是极好的思路。不过，黄河与两河不同的是，黄河地带种当时种的是粟黍等旱地作物，对灌溉的内在需求弱；两河种麦子是需要灌溉的。

我所强调的重点是，在黄河下游，在大禹那种时代，当时黄河下游周边的社会所显示出来的治水能力，是不足以治理黄河这种大河水患的。

黄河下游的旱作农业有一个从起步到作为主食的漫长过程，大约在距今5000年左右成为主食。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开始在黄泛区周边出现一些小型城址。一般是成组出现，反映的是一种竞争性地方政体。以这张图为例，在山东周围，大约出现了三至四组城邦国家网络构成的一个地方性社会。其中每一个这样的地方性社会，又包括至少两个，至多五、六个相互竞争与合作的政体。

李炜毅：按静云老师的观点，神话传说是先民对自然的神祕思考，现象和说明不一定是矛盾的，传说而后录为史，史带着浓厚的先民记忆加史官的意识。神话尚有可取，史记更有可取。唯物还是唯史都是走向极端。唯物本身的史，才是正道。我听了立新老师的课，敬佩之至。

现在受了老师的观点后，倒反而会倒推所有其他的讨论。比如今天的课，我就边听边否定会不会由一种先入为主陷入另一种先入为主。

我倒是一直觉得治学不以观点（定论）为重，方法论，认识论，工具论这些哲学引导才关键。唯物出发，才能走向确定。

大汶口——龙山文化确实也是一个很有潜力构建先民大族的存在。

修木：也许，正是因为各地各自为政，无法治理下游周边，才有人在故事里想像出这么个大禹来的？不过，如果灌溉不是主要诉求，那是因为防洪，还是防外族入侵？（北方游牧进攻黄河周边的农业定居区域？）我这里当然是乱想一气。不过或许中国的考古界可以得出另一个有组织农业文明出现的模式，黄河模式。

读西方历史的时候，不同模式的对比是一件挺有趣的事。比如说古埃及，虽然在大河边，却不受洪水之苦。每年夏季大水下来，浸没尼罗河两边。秋天退水之后，泡过的土地正好耕种，只要修一些工程，留一些灌溉用水就好。所以，埃及根本就没有洪水的传说。而且埃及大规模的国家组织出现，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前后几百年吧。

到了希腊又是另一种模式。那里根本就修不了水利工程。在河边修水利是挖泥、挖沙。但是在希腊，那可是要搬石头。在进入现代，可以用炸药碎石之前，根本就不可能在当地修什么水利。所以那是城邦的世界，政治分裂的世界。最后要等到_、罗马来收拾他们。

郭立新：修木老师的第一个问题涉及到，要如何看待大禹治水传说？这种传说的形成、留传、记忆与记载机制，这个问题我们会留等最后来讲。

另外，今天只评黄河，还没讲到长江。长江的资料会显示完全不同的情况。

埃及周边都是沙漠，合适生存的地方相对封闭。文明化一旦启动，很快就加速内卷而达到国家化阶段，所以速度快。两河慢一点，地形也开放一点；中国更加开放一些，更慢一些。但他们的起步时代都差不多。

中国最早的文明化，也同样是以城邦的方式，在考古上显示为很多城址。不过，这些往往不是完全独立的实体，而会由很多城邦联盟合成为一个国家。城邦既相对独立，彼此间又结盟合成为一体。

修木：这一点也见人提起过，埃及相对封闭，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担心外来侵略。于是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修金字塔之上，而不是四处征战。还有就是他们也有丰收年与歉收年，丰收是要储备一定的粮食，留到歉收年发放。那时的政府，已经担当起一定社会福利的职能。这是另一个一统的动力。

金字塔说来其实是一个宗教建筑，至少是有宗教功用的。法老本身也有神的地位。两河留下的古建筑，也有宗教用的天台，虽然高度不能与金字塔相比。两河城邦最初也是由祭司来担任首领。_王_反倒地位没那么高，相当一个民兵队长。要到城邦之间征战打热乎之后，才渐渐取得主导地位。

请问在黄河周边出土的文物，多少与宗教有关？好像没听说过大型的宗教建筑物？黄河文明直接就让大禹这样的“专家”当首领了？他既不是祭司，也不是军事首领，而是主持修民事工程的。这点有些特别，跟别的地方相比。

郭立新：其实在中国最早的原生文明中，也存在过一个神权阶段，不过，这个社会不在黄河流域，而在长江中游，具体来说，是距今5500-5000年的屈家岭文化。屈家岭时代的城，往往城中有公共祭坛，祭坛上放巨型陶祖。黄河文明基本上属于次生的，时代也晚。

在大禹之前，中国的原生文明早已经经历了二千年的发展，已经走了很长的路。到大禹之际，神权已经开始衰落，王权已经在兴起了。这里面涉及到非常多的话题，如稻作、专业化生产、冶铜的起源、交换贸易网络、神庙政治、联盟制度、山地与平原的关系、区域互动、精神文化与信仰等。

在中国原生文明的兴起过程中，很少看到战争的痕迹，兵器很少。

大禹根本就不在黄河。但二千多年来，大家一定要在黄河边找他。

中国最早的原生文明也不在黄河，黄河文明是次生的，时代晚。但是二千多年来，大家也一定预先认定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结果，我们能在黄河边找出来的、考古挖到的中国最早的文明，就时代很晚了。现在能被世界公认的，只有到商而已。这不是委屈自己了吗？

所以，很多书说起世界四大文明，虽然把中国列入其中，但都要谦虚地表达，唉，我们晚点，不过，好在我们连续！其实，中国一点也不比埃及和两河晚，比印度还要早不少

修木：那我们最早的原生文明在什么地方？按照现代考古的证据。

郭立新：在长江中游。大体可以这样说：约距今6300年起进入前国时代，约距今5500年进入神权国家、联盟国家时代，约距今4400年三苗时期开始有王权统治，约4000年进入夏，约3600年进入商。

约自公元前1300年，安阳殷宗打败很可能是以武汉盘龙城为中心的商，并自称为“商”。自此以后，中国历史的重心，才开始北移到黄河地带，使其成为南方农耕和北方游战两种文明的融合之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所以，商实际上有两个商，一个是早商（楚商、汤商、南商、前商），一个是晚商（殷商，后商）。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王室。

为了方便介绍，下面我引一段基本上准确地介绍了郭静云研究的网文：

郭静云摒弃传统的关于中国上古文明与夏商周历史观的既有成见，本着考古材料、历史史实和神话资料给出的线索，提出一系列大胆而新颖的见解，重新建构了中国上古史发展的脉络与纲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郭静云认为，位于武汉的盘龙城是代表殷商之前的本土古国，其诸多文化因素在被殷商征服后融入到殷商文化的脉络里。古云梦大泽周边之洞庭澧阳和汉北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是中国早期文明的摇篮，从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再到后石家河文化，和盘龙城文化，这是一脉相承的古文明。

文献所载颛顼、尧舜、三苗和大禹、夏、商的故事皆发生于此。这是一个以水利稻作、协作治理等需求为基础而完全自我发展起来的文明，也是东亚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原生文明，其地位类似于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是可与两河流域、古埃及并立的世界最早的三大原生文明之一。

郭静云指出，从世界史的背景来看，亚非地区早期原生文明的发生地，都在北纬26——32度之间的亚热带湿润气候区，而32度以北地区的文明化时间则较晚。同时，农作的发祥地与大文明的发生地，皆是在同一个大的自然区域内。

以此观之，主要流经温带地区的黄河流域不太可能是原生文明的发生地，而更象是文明扩展时代不同生活方式族群来往的交通要道。

文献所载之“中原”，反映的是周秦汉唐之际人们的地理观念；若溯及更早时代，从纯粹自然地理而言，中国之“中原”，应指以大巴山和武陵山脉以东，大别山以西之间的宽阔平原地，北缘到黄河南岸，而南边经汉江中下游江汉平原，直达澧阳和洞庭平原。从考古文化发展来看，中原之原更可溯及长江中游。

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从彭头山和皂市下层，到汤家岗和大溪，再到屈家岭和石家河，下迄盘龙城，构成了一脉相承，以自主内生发展为主的完整脉络。

该地区一直致力于发展稻作农业生活方式，在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时期相继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出现了以云梦大泽和江、汉、澧诸水为枢纽的连城邦国和交换贸易网络，从而开启了东亚最早的文明化进程，其情形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非常相似，年代亦相同。

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将“中原”之北界，拓展至豫西南和豫中地区，最北达到黄河南岸，这种鄂豫文化趋同格局一直延续至二里头——盘龙城时期。

对于盘龙城与二里头、郑州和偃师“商”城（下简称“郑偃”）的关系，一般认为盘龙城是“商人南土”。但是，郭静云却认为，在今日的发现中，盘龙城是同时代规模最大最丰富的城邦，且在诸多方面与同地区石家河文化有继承关系，故不能将其视为二里岗文化传播的结果，商人南土的说法不能成立，盘龙城应是当时最大集权政体国文明的中央。

这大国或称为“商”，是符合北方殷墟建都前的“商文明”，《楚辞》和《越绝书》里的汤是此地的英雄，当时石家河古城衰退而盘龙城兴盛，或许恰恰正好是汤克夏故事中所隐藏的现实，是楚这个大文明中的“商”或“汤”的朝代阶段，或谓之为“南商”，其影响力的北界到达郑州。所以，郑偃为此文明之北界，而非中央。

在距今3400年后，北方族群来到殷墟建都（可将其称为殷宗）。大约又再过了百年，殷宗打败盘龙城而自立为“商”，并且逐步将“南商”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殷宗”_的正统性，以及对于本土_的传承。

因此，应称此商称为殷商（或晚商），以此与作为南方稻作文明核心的南方的商（可称为南商、楚商、汤商、早商）相区分。

也就是说，文献所载之商，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商：汤商与殷商，分别代表不同的王室，其都城和政体也不同。自此，原本以江汉平原为核心的长江中游古老文明，淹没于后世文献之中，黄河流域取代长江流域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成为族群融合与文化互动的中心。

郭静云认为，这类例子在世界史中很多。失败者的神史往往变成胜利者的光荣历史。

在西亚，比苏美尔文明起源晚的巴比伦亚摩利北方人也借用了苏美尔人的历史，将苏美尔的先王写成自己的圣王，以与自己的历史合并；后来赫梯人再次借用巴比伦的历史，于是两族历史便再次合并，以至于其先王的传记越加复杂化，直至现代通过考古发现和研究才逐渐还原这一历史真相。

中国北方族群胜利后，不仅掌握了南方的领土和资源，同时也掌握了他们原来的文明成就、英雄故事。郭氏强调：“发展在同一的天地间的东西方文明，其实有很多相通之处。

李炜毅：神权_吗？还是巫觋文化主导下的先文明？

郭立新：都可以说吧。可以说这是巫觋文化主导下的先楚文明，同时也属于一种神庙政治。祭司在社会团结方面起关键的作用。

这种巫觋文化的内涵，在《天神与天地之道》这本书有很精彩的解读。这种巫觋文化在商时代成为当时宗庙与礼制的基础，在后来又不断演化，形塑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础。这个延续的脉络，可以一直从5000多年前，看到两汉，这样一种长时段的演化。比如，祖先崇拜、神龙信仰等。

吉尔伽美什：我书读的不多，仅凭个人经验谈谈理解，黄河流域的大仰韶文化虽然精彩，但是从器物方面来看，仰韶的文化因素，最后似乎消散殆尽了，或者说向西去了（王仁湘先生甚至认为仰韶本来就是来自于青海甘肃）。而中原地区新生的一些考古学文化感觉和仰韶文化的文化因素差异较大（尤其是彩陶上所表现出的仰韶人的信仰），更像是当地土著发展起来的，没有一个长期的传承脉络。好像郭老师之前就提示过仰韶的问题。我的这些想法也是之前读两位郭老师的文章，听老师们讲课，才逐渐产生的。

大禹治水的故事100字第6篇

虽然在学术界黄河上游说不甚流行，但也曾有人指认黄河上游的西戎故地为大禹故地或夏族故地，后来又特别指甘青交界的积石峡是大禹“导河积石”，开始治水的地方。

这种声音在积石峡下游不远处的青海官亭盆地喇家齐家文化遗址发现有被洪水毁灭的证据之后，正变得高涨起来。其中尤以吴庆龙先生最近在Science杂志发表的论文引起的反响最大。该文认为1920BC一场大地震引发黄河上游积石峡滑坡，形成一个巨大堰塞湖，溃坝后形成全新世最大洪水，冲毁黄河中下游堤岸，这就是大禹治水并建立夏的历史背景。

可以说这篇文章所提到的事实和相关推论，极难成立。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科学事实。

对于作为该文立论基础的所谓科学事实，与实际情况有重大出入。

我们看上面这张图。这就是吴文讨论的主角，黄河积石峡大拐弯处。注意大拐弯处鞍部的最低海拔约为1970米。上图把滑坡区放大。白色箭头为滑源区,a,b,c等为堆积区。滑坡崩积体残留区的海拔高程为约为1950-2025米。上图左侧为上游，右侧为下游。

但是，吴文以积石峡崩积体残存部分的最高海拔2055米为据，将堰塞湖面海拔定为2000-2025米，水深110-135米，从而得出库容量为 16 km3的结论。

其一，所在山脊鞍部最低处海拔只有1975米、2007米，由于该山脊也是堰塞湖坝体的组成部分，故堰塞湖面最高水位若超出山脊鞍部高度，湖水就会从此溢流而出。

其二，崩积体残存顶面呈斜坡状，从侧边最高海拔2055米处向江中延伸100米到边缘部位时，海拔下降了30余米；江对面滑源区底部亦为江右岸上缘，其高程海拔为1965米；崩积体与滑源区相距约600余米。据此可推知，湖面最高水位大体在海拔1950-1975米之间，堰塞湖水深60-85米。

对此，经谢孟龙教授计算并告知我们，其时堰塞湖最大库容量约为 km3；既使发生溃坝，其泄洪水容量约为 km3，其规模与印度河1841年地震湖溃坝事件相当；并非如该文所声称的其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洪水。

吴文对于溃坝大水所具有的破坏力既含糊其词，又肆意渲染和扩大。该文例举坝址下游25公里处，位于二级台地上的喇家遗址被突发的大水淹没并留下厚厚一层洪积物，这一事实只表明这种由于溃坝造成的特大尖瘦型洪峰具有巨大的瞬时破坏能力。

与降水形成的递增型洪峰不同，溃坝形成的洪水属沿途衰减型。自积石峡至内蒙古河口镇1600公里的黄河上游干流河道，沿途有诸多宽谷，更兼有非常宽阔而平缓的宁蒙平原，足以滞洪削峰。历史上黄河上游的洪峰，在流经宁蒙平原进入中游时，会变成基流。

让我们再看这一张黄河的剖面图。箭头位置是积石峡的位置，HP指宁蒙（河套）平原。从这里大体可知，从积石峡到河套平原这一段河道，坡降大，基本上属于山地河道，流速快；只有到宁蒙平原、河套平原，才进入一个相当平缓而漫流的阶段。所以前面说，“历史上黄河上游的洪峰，在流经宁蒙平原进入中游时，会变成基流。”而宁蒙平原由于宽阔平坦，当时存在大片无人区或少人区，所以既使出现象吴文所说这样的溃坝大洪水，在宁蒙平原可能会出现一时的泛滥大湖，但不会在人类记忆中留下深刻的记忆。大水经过宁蒙平原，再进入中游河道时，已经变成相对平缓的基流，不会对中下游造成冲击。

所以，既使出现积石峡溃坝这种特大型洪水，除了造成宁蒙平原河水泛滥之外，并不足以对中、下游造成大的破坏。

此外，吴文声称巨大洪峰冲刷破坏自然堤岸，造成沿途支流入河口堵塞而需要人工大规模治理。这种情况实际上很难发生，因为自积石峡以下至青铜峡的600余公里河道多为狭谷急流，河道比降大，流速急，挟沙能力强，溃坝洪水造成河道大规模淤塞的可能性甚小；沿途汇入黄河的支流如大夏河、洮河、湟水、庄浪河等亦均为山地河流，其入河口既使临时被堵，其所造成的破坏区域亦很有限。

纵上所述，这次黄河积石峡溃坝事件假若成立，其影响所及，应仅限于黄河上游，且程度有限，更不用说会对二、三千里外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大的破坏。

考古发现也表明，这次地震湖溃坝事件，甚至对黄河上游也没有很大的影响。位于坝口下游95km处黄河南岸二级台地上属齐家文化的大何庄遗址与秦魏家墓地，在发掘时其地层并未见到与此次事件有关的洪积物。

兰州盆地黄河边的诸多马家窑、齐家文化遗址，也未见有洪积物地层的报道。沿途支流大夏河、洮河、湟水、庄浪河皆为马家窑、齐家文化发达之地，诸遗址地层中鲜见与洪水有关的证据。

大禹治水的故事100字第7篇

历史复原必须以明确具体的时空框架作为前提和基础。

对于考古发掘出土的遗存而言，空间是确定的，最苦恼者莫过于断定时代。

当前考古界用于评判遗存时代的主要方法是类型学。

这种方法是在对考古遗存进行比较的基础上，依据其相似性进行客位分类，然后找出同类物品并对其历时演变进行观察和分析。

类型学断代的基本假定是：相似性代表同时性，相似性越高，同时期的可能性越高；差异性则被解释为由于历时演变——分期和地方性——地方类型造成的。

这一假定显然有将人造物演变的复杂性过度简单化的倾向，因而也存在失真、无效甚至错判的风险。

此外，类型学借助器物或遗存之间演化的形式逻辑来确定相对早晚关系，并不能说明绝对年代，各期遗存到底早多少，晚多少，均无法说清。对此，严文明先生很早就提醒过。

既使是相对早晚关系，也只有在层位关系明确的前提下才能加以锚定。为此，张忠培先生提出考古学需要两个轮子：类型学和层位学，二者缺一不可。

此外，器物类、型、式的判定均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总之，对于考古家而言，虽然类型学是一个可以将零散考古材料进行整理和系统化的有效工具，但若用它作跨地区，特别是跨文化区的断代，此种情境下已难以参考层位关系来定相对早晚，纯粹依靠器物类型的断代，往往不能提供严谨的答案。

如前所述，历史文献所描述的远古文化图谱中包含诸多时空错乱的成份。

使用一手证据的考古人本来是有机会加以澄清的，但是，由于当前考古主要依赖的类型学断代方法本身有局限性，使其并不足以独立承担起建立科学而客观的考古年代学的任务，这使得当前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建构，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拨乱反正的作用，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历史文献的牵扯。

大禹治水的故事100字第8篇

作为黄河水利专家的周述椿先生看出了黄河下游治水靠“堵”，与文献记载大禹治水靠“疏”之间的矛盾。但他依然坚持禹在黄河下游治水之说，为弥补裂痕，一方面引用文献说明禹治水时也曾用堵的办法，同时论证在4500BC左右，很可能由于一场地震使黄河由南流改道北流，禹的贡献在于堙塞南流故道，并修筑一道起自广武山，经荥泽到浚县，再至内黄长达150公里的黄河大堤——鲧堤。

从当时各地城墙的修筑来看，大禹时代人们确实已经掌握了筑堤技术，但从此时社会规模与人地关系来看，当时显然既无能力亦无必要修筑这样的大型堤防，原因如下：

首先，黄河下游在被人工修筑的堤防约束之前，是一条自由泛滥的大河。黄泛区少有人类定居，改道与泛滥皆与人类社会无关，时人既无必要也无能力修筑大型堤防工程；这与秦汉以后原本的黄泛区人口密集的情形是截然不同的。